牧女南木吉的抗争与出走
Shepherdess Namkyi's Protest and Escape:她是南木吉(Namkyi),因2015年在阿坝县城手举尊者达赖喇嘛画像,呼唤尊者回归藏地而被囚三年的牧区女孩,最终在2023年勇敢踏上流亡路,成功抵达印度达兰萨拉。
2025年2月18日,一个有些瘦削但目光坚定的藏人身影出现在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的讲台上,身披四色的雪山狮子旗,手中举着镶有白边和金底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肖像走向听众。她是南木吉 རྣམ་སྐྱིད་(Namkyi),一个境内藏地经历了三年关押,最终在2023年踏上流亡路,成功抵达印度达兰萨拉的安多女子。
安多,康和卫藏是传统藏地三区,安多藏区现被中国行政区划分割成成四川,青海和甘肃。
在国际峰会上手举达赖喇嘛的肖像,这个象征性的举动对南木吉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十年前,年仅15岁的她曾与她的表姐两人手举着达赖喇嘛的肖像走在阿坝州的街头。而那次短暂的抗议,为她们两人带来了三年的牢狱之灾。
生在阿坝
南木吉出生在安多藏区的阿坝州阿坝县(现划入四川省东北部,与甘肃青海接壤的高原牧区)的一个典型的牧民家庭。和很多牧民的孩子一样,她没有机会上学,从小过着游牧的生活。关于藏人的近代历史,她是从父母和家里老人的口耳相传中学到的:“红色的汉人”占领了藏地,屠杀了上千藏人,导致尊者 达赖喇嘛、格尔登活佛和许许多多的藏人举家流亡海外。
在她老家阿坝,有一座叫格尔登寺的寺院,曾因接连的自焚事件而被国际社会所熟知。 2008年3月16日,超过三千名格尔登寺僧人为纪念抗暴日而发起游行,一些僧人手举达赖喇嘛的画像和雪山狮子旗。中国官方将其描述为一场‘打砸抢烧‘事件,并声称在格尔登寺查获了步枪和火药等武器。然而,至少13名抗议者被警方射杀。 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一名僧人自焚。 2011年初,政府对格尔登寺僧人强迫开展‘再教育’,引起联合国人权高专的质询。 3月16日,又一名格尔登寺僧人自焚,随后三百余名僧人在警方对寺庙的包围中被带走,两名藏人女性被殴打致死。 2011年10月,年仅17岁的僧人Kelsang Wangchuk手举达赖喇嘛画像自焚。
当地人将通往格尔登寺的路称为‘英雄之路’。而关于自焚事件的视频以光盘的形式在藏人之间秘密传播,为了躲过审查,他们将自焚称为「供灯」。
在英雄路上的行动
2015年的时候,南木吉只有十五岁。那时,她和她的表姐经常一起放牛。在放牛的时候,她们正悄悄地讨论著一个大胆的行动。10月21日下午三点,她们穿上了藏人传统服饰,手中分别举着一副巨大的达赖喇嘛肖像,在阿坝州的英雄路上开始了两个人的游行,高喊着口号:自由西藏、达赖喇嘛万岁、祝愿他早日回到西藏。
仅仅十分钟后,她们两人听到了一声巨响,四、五个警察从她们身后冲了出来并把尊者的肖像抢走。她们不愿意放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和警察不断地来回拉扯。那些警察拖着她们的身体离开现场,让她们保持安静、不要叫喊。她们没有听,而是一路上坚持地喊着那些口号。最终,她们被从背后铐上手铐,塞进了警车里,被带往阿坝州看守所,后转移至马尔康市看守所。
审讯与秘密审判
这对姐妹被审讯了六天六夜,她们被警察问了许多问题,比如谁指使了她们这么做,是谁先提出的,从哪里得到达赖喇嘛的肖像,以及在海外有没有联络人。警察故意将暖气调到很高的温度,使得审讯室中酷热难耐。她后来这样描述:‘如果我是一块肉,我会被烤熟;如果我是一块酥油,我会在几分钟内融化。 ’她们两人被警察殴打。在那时,南木吉很多次想到,她宁可快点死掉会更好。
之后的几个月,她们在理县看守所关押,直到一年零一个月后的2016年11月才在阿坝州黑水县法院开庭审理。这是两姐妹在被捕的一年多以来第一次重见彼此。整个庭审过程没有任何亲人出席,为她们辩护的是两名官派律师,一个是汉人,另一个是藏人。南木吉在演讲中说,我被单独关押,不能和其他囚犯讲话。几乎每一周,那些警察都会过来告诉我们,“达赖喇嘛为你们什么也没做,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吧,这样(举着他的照片)有什么用?你们是分裂分子,是国家的累赘;你们背叛祖国的罪人。”
那场庭审,她被以“支持达赖集团”定性,并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庭审结束后,她们被短暂地带去四川省一座用来关押少数民族的监狱。在那里待了不到三小时,她们被转移到成都市最大的女子监狱。据估计,那个监狱大约有6000人,听说以前两个藏族女人也在那里服刑。
监狱生活
在监狱中,她们早上六点起床,开始一天的强迫劳动,直到晚上八九点入睡。南木吉最开始的工作是制造细铜线,她姐姐则是制造香烟盒;不久之后,她们被调去制造手表的厂区。连续几个小时坐着,不能来回转头,南木吉浑身上下都发疼,甚至臀部生疮。监狱中每隔一两个月会有休息活动的日子,但由于是藏族,即使在那些日子里她也得继续工作,没有休息。
“我不得不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洗脑,被强迫朗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文。那时候我都不会汉语,但他们不让我睡觉,说我必须发自内心的领悟这些东西。”
在寒冷的冬天,南木吉只有单薄的衣服,她被冻得手脚麻木。食物永远不够,既难吃也没有营养。她怀疑监狱在食物里加了什么东西,好让犯人在出狱后的一两个月内看起来肌肉饱满浮肿,就好像监狱中食物充足一样。许久之后,南木吉才得知她的家人曾给姐妹二人送过吃的和衣服,但她们什么也没有收到。
不允许说藏语的会见
监狱中的其他人可以接受外界会见,但她们作为藏人则被限制。在演讲中,南木吉提到她爸爸为了和她会见,不得不向狱警跪下,举起大拇指(藏族人表达恳求的手势)请求和他的女儿南木吉会见。最终,那场会见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她和父亲拨通了电话,向彼此问候的近况。但很快,狱警就把电话切断,呵斥他们不可以用藏语。南木吉告诉狱警,爸爸不会讲汉语。狱警说,那以后你们不可以再会见了。
在日内瓦峰会上,当南木吉演讲到这里时,她再也无法抑制住感情,在讲台上失声痛哭。
出狱:从小监狱到大监狱
2018年10月21日,南木吉和她的表姐结束了她们的三年刑期。两人不曾料到的是, 她们在走出监狱的那一刻,立刻重新被所在村镇的警察押上警车,并在村镇警察局继续关押了整整一个星期。警察的借口是,这是为了确保她们之后不会再做出抗议或类似的举动。
从那之后,她的家人从此被放进了黑名单中。她们家的一举一动也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任何与她们家接触的朋友都面临危险,她的姨妈屡次被传唤询问。在采访中,南木吉说,她知道自己处于监视之下,她发布的消息别人收不到;她的社交媒体帐号被一个接一个地禁言。
这场三年煎熬并没有就此结束。2022年,就在她出狱四年后,中国警方再一次将她带走。这一次,是因为她在微信上所发送的消息。根报导,她在微信上发送了一些隐晦提及达赖喇嘛的图片——他的手、脚和帽子——以及 “叔叔,我们在等你 ” 隐晦表达对尊者的呼唤。
在审讯室,警察问她,“你为什么要发送这种垃圾?魔鬼,三年的牢还没坐够吗? ”
计划出走
在那之后,南木吉下决心离开西藏。在近年来愈发严格的政策下,绝大部分藏人无法申领护照,因此,她只有偷渡一条路,(和60多年来,她的同胞们一样,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走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她通过采卖中草药攒下了六万多元人民币,用作一路的向导费和其他盘缠。


2023年5月13日,南木吉和她的姨妈 慈仁吉Tsering Kyi 踏上了那场无法回头的旅程。她们在一座寺庙祈福后,从拉萨出发,没有告诉家中的任何人,只带了一个小背包。小时候,南木吉可以轻松地在山里放牧。但经过三年监禁的她,身体大不如前。逃往印度的路上,她的体力消耗巨大,还遭遇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有一次,她和姨妈必须绕过一个军营,而军营的探照灯在那片区域来回扫过。她回忆道,灯光朝她这边照射时,她们必须马上趴下伏地;灯光移开时她们继续前进。
两周后,两人抵达了藏人行政中央位于尼泊尔的接待中心,在此生第一次看到了公开展示的达赖喇嘛照片和西藏国旗。这场旅程又持续了一个月,6月28日,她们终于抵达了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



在流亡中讲述
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Dukthen Kyi,去年在南木吉流亡后,她在藏人行政中央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在那之后,中国政府迅速找到她的家人,通过他们恐吓南木吉,说即使她身处外国,她的父母仍然在他们手中。 Duthen Kyi说,她很确定在南木吉前往日内瓦演讲后,她会承受同样的骚扰和恐吓,她心里清楚这些后果,但她愿意这样做。
由于中国不断加强压制,类似南木吉这样的关于西藏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已变得越来越少。根据藏人行政中央的领袖,自2020年以来,逃到印度的藏人不足100人。南木吉这样的流亡者为中国监控手段的描述带来了新的证据,让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如何收紧控制。
例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人权组织称,许多藏人被强制下载一款反诈应用,该应用让有关部门可以全面访问他们的手机和通讯内容。近年来,与境外人士有联系的藏人一旦被发现将面临长期监禁。藏区各地张贴着海报,宣传为举报这些的人提供奖励。这种监控也使得异见藏人逃离的难度加大。根据中国边境安全官员发表的论文,中国通过广泛的安全基础设施网络加强了边境防御,其中包括配备具有实时视频监控功能的大型监控无人机。这些论文写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安装了雷达和运动传感器探测系统。
在日内瓦峰会的南木吉多次声泪俱下。在回忆那些狱中生活时,她的声音变得悲怆而激动。她说,’这个故事不只关乎于我,也关乎其他上千名在中国的监狱和压迫性政策中不断受难的藏人。
“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在中国统治下的藏地死去,要么我必须逃离家乡。即使我被释放,那也只不过是我的身体自由,我仍然在方方面面被限制行动,无论是见朋友还是出远门。我的手机被 24小时窃听。
2023年,我决定离开我的国家。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坚定地相信着,在自由的外界,我一定可以找到愿意倾听我讲述我的故事的人民和政府。我们如今在藏地没有自由,没有宗教自由,没有语言自由。我相信且呼求一个自由的西藏,这就是我选择流亡的原因。”
本文是融合稿件,文章参考了以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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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betan’s Brave Escape from the Chinese Regime with Namk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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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Tara Rinchen 文稿:夏巢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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