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从各个角度审视图伯特：
保护人权、捍卫战略准入权、挑战中国向全球输出审查制度
2018年2月14日
美国国会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尊敬的鲁比奥参议员、史密斯众议员：
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让我能够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面前，就我在中共统治下的图伯特所经历的一切作证。
我叫顿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1974年10月17日，我出生于巴颜（Bayen）的一个藏人农民家庭，那里属于我们称为安多的省区。按照如今的行政区划，巴颜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化隆县（Tsoshar）。
我于2017年12月25日抵达美国，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安全与自由。在旧金山与家人团聚，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期盼的美好时刻。那一刻，我的喜悦中交织着忐忑与迟疑。作为丈夫，我无法为深爱着我的妻子尽到丈夫应尽的责任；作为父亲，我没有机会陪伴孩子，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给予他们父亲的指引；作为儿子，我无法在年迈的父母需要时守在他们身边，一想到我们可能此生再也无法相见，我就备受煎熬。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每一位帮助我重回亲人身边的人，以及每一个给予帮助的组织；感谢自2008年3月我被捕以来一直支持我的所有人。
早年的行动
我在安多偏远的科却（Khotse）村长大，那里位于图伯特首府拉萨以东约2,000公里。最初，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但怀着年轻人对人生种种可能的无尽好奇，我开始了探索。
我们一家生活简朴，住在青藏高原边缘，与中国内地相接的地方。我知道过去发生过的镇压。在中国对藏人施行的暴行中，父亲和母亲两边的家族都曾失去亲人。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成年后前往拉萨，才亲眼看见人们反抗中国的占领，也第一次见到图伯特国旗等政治象征。1992年，我18岁，亲眼目睹甘丹寺僧人在拉萨街头抗议，也有一些尼众参加。我看见武装警察和军队以强硬手段镇压抗议，并拘捕那些僧尼。
也在1992年，我决定前往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并接受一些教育。当时，有许多藏人逃往印度。不过，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便于1993年返回西藏，随后参与了帮助前政治犯等活动。在这里，我想感谢我的表亲嘉央慈诚（Jamyang Tsultrim）。在我成长的重要岁月里，他曾给予我指引，今天他也来到了听证会现场。
1996年，我的好友、甘丹寺僧人久美嘉措（Jigme Gyatso）因与1992年抗议有关的指控而被捕。他是一位真正的图伯特英雄。嘉央慈诚也被捕了，两人都曾入狱服刑。那时，我在嘉央慈诚位于拉萨的餐馆工作。由于那里是我们许多活动的中心，当局曾威胁要关闭餐馆。
多年来，我参与了各种形式的行动，也曾数次被拘押。最长的一次是在2003年的拉萨，被拘押了大约30天。但那些时候，我从未受到正式指控，最终都获释了。
嘉央慈诚于2002年逃亡海外，但我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继续策划并开展地下活动。我们在2001年启动了一个项目，印制书籍并免费分发给藏地各地的藏人。书籍内容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诲、图伯特政治与历史，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政策。我们印制的书籍既有藏文版，也有中文版。
到2004年，我们已在西宁和兰州印书，有时一次就印一万册。和我一起印制、分发书籍的人中，有一位来自拉卜楞寺的僧人久美嘉措，人们称他为果洛久美（Golog Jigme）。我在2006年初识他，后来拍摄《不再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时，他也成为我的助手。印制和分发书籍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参与其中的还有许多人。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姓名。
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
随着2008年奥运会日益临近，官方媒体不断报道奥运会。我告诉嘉央慈诚，我想做一件能够产生重大而长远影响的事，真实反映藏人的感受与愿望。正是在那时，我们开始考虑从西藏境内拍摄一部纪录片，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不再恐惧》的影片。
我开始寻找合作者，走访藏地各地，采访普通藏人。由于过去参与过各种行动，我们结识了许多人，也有许多可以一起工作的可信赖的朋友。为避免引起怀疑，我们在偏僻的地方录制采访，而且始终谨慎地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在镜头前露脸。我们还随身带着美国国会金质奖章颁授仪式的DVD，里面记录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2007年10月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奖的场景。我们给许多人播放了这段影像，他们看后都非常激动。
在2007年的寒冬里，我和包括果洛久美在内的助手们奔波了数月，录制采访，并通过可信赖的朋友，将拍摄素材分批送往苏黎世。一次又一次采访，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记录下了源源不断、从未被讲述的故事：过去的暴行、藏人对当下所受歧视的控诉、他们对奥运会虚伪一面的失望与愤怒，以及他们对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热切盼望。排队等待讲述自身经历的人多得超出了我们的接待能力，他们也让我们见证了那份始终不曾屈服的意志：为真相、为自由表达自身意愿的权利而抗争。如今回头看，我不禁想，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预见到，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就会迸发出来，形成图伯特自1959年以来最为强劲的一场起义。
我们最后一批影像素材是在2008年3月10日于西安拍摄的，随后交给了一位在英国出生的藏人，由其帮助确保素材送达苏黎世。那一天，我们待在一起，却不知道拉萨当天已经爆发抗议，更不知道抗议会在随后的几天乃至几个月里持续蔓延至整个藏区各地。
被拘押
虽然我已经察觉自己受到跟踪和监视，但直到2008年3月26日，秘密警察才将我逮捕并审讯。我没有被关在警察局或监狱，而是被关在一家旅馆里，我的下落家人也不得而知。拘押一开始，酷刑就随之而来。我被迫坐在“老虎椅”上，整整七天八夜没有食物，也不准入睡。
2008年7月13日，我曾逃离拘押，但仅仅逃脱了24小时。在与嘉央慈诚的一次通话中，我得知他们已经收到全部拍摄素材，正在完成影片的剪辑工作。没过多久，我又被拘押了。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前夕，在苏黎世注册的非营利组织 Filming for Tibet 发布了《不再恐惧》，并在网上传播。虽然当时我无法确知情况，但我仍满怀希望，相信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猜测当局正在准备针对我的指控。他们经常审讯我，要求我谴责达赖喇嘛尊者，并说只要我承认错误，就会释放我。我始终拒绝这样做。
2008年12月，在《不再恐惧》发布几个月后，我在拘押中看到了这部影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审讯人员想知道我是怎样认识那些受访者的。随后，他们给我播放了剪辑完成的影片，想让我认罪。我第一次观看《不再恐惧》，竟然是在中国的监狱里！审讯人员仍在不断逼迫我承认错误，而我的内心却沉浸在影片的火车画面和带着吉祥歌词的音乐中，感到无比自豪。
我当时想，即使被判十年，拍成这部影片也值得。我为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出镜的受访者感到高兴。我们曾向他们承诺，外界会看到这部影片，达赖喇嘛尊者也会知道这部影片。能够兑现对受访者的承诺，让我感到欣慰。
2009年7月，北京的中国人权律师李敦勇前来会见我。他是受我的一位姐妹委托来代理我的案件的。后来，另一位律师常伯阳也来会见了我。我向他们讲述政治犯遭受的虐待，以及自己曾被单独监禁85天的经历。按照法律，我本应得到翻译协助，但没有人给我安排翻译。尽管汉语不是我的母语，而且我的汉语也不太好，我还是只能用汉语与律师沟通。与律师交谈几天后，监狱以外的有关部门人员到狱中找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这两位律师的问题，也问他们为什么愿意代理我的案件。当局警告家人为我委托的这两位律师，不准他们为我辩护，还向他们施压，威胁吊销他们的执业执照。当局告诉我，我自己选择律师，必须接受他们指定的律师。尽管我明确表示不愿接受指定的律师，但实际上我别无选择。随后，当局又向我的姐姐撒谎，说我拒绝了原有代理律师的委托。
判刑与监禁
我一直处于非正式羁押状态，直到2009年12月28日受审。我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六年徒刑。针对我的指控中，提到了我参与印制、分发书籍的项目，以及拍摄《不再恐惧》的事情。
在以各种形式遭到拘押期间，我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具体工作因拘押地点而异。我被迫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例如剥蒜、缝制军装，每天却只能吃到两顿饭，勉强果腹。每天大约早上6点半开始劳动，一直干到晚上11点。我们从来不能到户外去，我一直饱受头痛和手臂疼痛的折磨。我能一直感受到普通囚犯与政治犯之间受到的不同待遇。作为藏族犯人，我们从来不准彼此用藏语交谈。
2010年4月6日，我被转到西川监狱。那是一座劳改营，以“青海西发水电设备制造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从事工业制造。在这里，我的身体状况恶化，并感染了乙型肝炎。尽管医生确实会定期来看囚犯，但除了多次给我抽血之外，我从未得到诊断，也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家人为我送来过一些药，但直到2014年出狱之后，我才得到适当治疗，并得以住院15天。
在狱中，我给我的姐妹和其他家人写过许多信。狱方收走了这些信，说会代为寄出。获释后，我才发现，他们一封都没有收到。2012年3月，我试图偷偷向外界递出一封信，结果被发现了。这是一封写给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长篇申诉信，陈述了监狱体制的腐败，以及藏人囚犯遭受的歧视。为此，我受到惩罚，被单独监禁了84天。
2012年8月，我从西川劳改营被转到青海省女子监狱，也就是当地主要关押女性的监狱。那里的条件比西川有所改善。
获释
2014年6月5日凌晨，大约4点，我获释出狱。出乎意料的是，我突然又被带到另一个地方，看上去像另一座监狱。我很担心，以为自己并非获释，而是要被转到另一座监狱。那里有许多来自拉卜楞（Labrang）的警察和有关部门人员。他们说想把我带到拉卜楞，但我告诉他们，我想回老家科却村。整个过程拖了很久，直到当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我才抵达我的姐姐在科却的家。
获释后，我一直受到严密监视，警察不断打电话联系我。我完全感受不到自由，因为我不被允许联系朋友，也不能与他们见面。即使有朋友与我保持联系，或前来看望我，他们也会遭到当局骚扰。我想学习，提高自己的藏语水平，也想工作，但在那三年半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感到沮丧，也越来越孤立，于是决定，与其在那种毫无自由的处境中继续生活，不如逃离中国。
在嘉央慈诚的帮助下，我制定了一个避开当局耳目、秘密出逃的计划。通往安全之地的旅程漫长而危险，但当我于2017年12月25日抵达旧金山，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刻时，我感到一切都值得了。
在图伯特期间，我曾得到一些消息，知道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外界正在关注我的处境。瑞士、荷兰和德国政府也在关注我。来自外界、来自世界各地公民社会及各国政府的关注，确实帮助了我。这体现在例如同监囚犯和监狱管理人员对待我的方式上。虽然我与亲属之间的通信受到限制，以致与外界隔绝，令我十分痛苦，但我受到任意惩罚和殴打的情况有所减少。
我认为，如果我们时常牢记当地的真实处境，各位对我这样的人以及对整个图伯特事业的支持，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藏人，正积极参与抗争。身在图伯特的藏人并非受害者，而是推动变革的行动者，正努力寻找并利用一切机会，为更好的未来而奋斗。我们需要外界的支持，也需要与外界携手合作。
2. 任何争取更多自由或民主的尝试，都会受到中国的压制。无论这些尝试是在中国、西藏，还是最终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容忍自由与民主违背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本性。
我十分清楚，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过去曾给予图伯特事业、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许多支持。我知道，美国国务院设有图伯特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我原本很希望能与这位协调员会面。但有人告诉我，这一职位至今尚未任命人选。我也获悉，国会已经提出了一些有关图伯特的重要法案，包括《图伯特旅行对等法案》（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我不是政治人物，对各位的立法程序细节了解有限。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的朋友，向我解释了他们向国会提出的建议、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一些重要细节。我很乐意支持以下建议：
· 美国国会就图伯特采取的行动，会向身在图伯特的人民传递强有力的信息。然而，要对抗对新闻自由及来自图伯特的新闻报道的系统性压制，就必须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因此，国会应通过《2017年图伯特旅行对等法案》。
· 通过相关决议，表达国会的立场：藏人所受到的对待，应当成为美国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 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在适当的国际场合，包括联合国机构中，提出西藏问题。
· 敦促中国释放藏人政治犯，包括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
我的愿望是，无论各位采取什么措施，都请抱持最坚定的信念，以最有力、最睿智的方式付诸行动。
作为一名竭尽所能让同胞的声音被听见的藏人，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身在藏地的藏人从未放弃。
我想借此机会，向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