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解放军报记者在拉萨
他们的结论是这次戒严非常必要。认为59年那次平叛保证了西藏30年的和平，89年的戒严还会再保障西藏30年和平。我说你这是谬论啊，他说就是要靠武力、暴力才能让他们服从。。。
本文节选自纽约时报对记者江林的采访 作者：储百亮
1989年3月：拉萨戒严
问：六月四号前几个月，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你登上了一架满载士兵的军用飞机，去了拉萨。当时中国政府实施军事戒严来镇压藏族人的示威活动。你在拉萨了解了什么？
答：1989年3月8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知道拉萨戒严，9号乘参加戒严的第一架飞机到达成都，之后与第一批军人飞到拉萨。那时，整个拉萨城一片混乱。拉萨很小，它的中心就是布达拉宫和八角街那块。到处是被烧的店铺。报社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要公开报道，写内参。
那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西藏的几次游行都被定义为骚乱，而且是僧人造反。那个时候想象，寺庙里的和尚都很安静，在那儿念经什么的，怎么会上街造反？看到一些内部的材料，说他们打着雪山狮子旗要求西藏独立。
期间我访问了拉萨市公安局局长。我问他，为什么要戒严？拉萨公安局局长说，根本不需要你们来。我问为什么？你们自己搞不定，才需要军队进来呀？他说，哪里！拉萨这么小的地方，那些闹事的人我几乎都认识。搞不定他们我还当什么公安局长。为此还带我去监狱，当面证明那些犯人与他的密切关系。
他说当时就看着这些人烧八角街，一间一间烧店铺，因为八角街店铺都是汉人开的。开放以后先是成都那边的一些人，再就是浙江那边的木匠，他们到拉萨，主要是卖电器和打藏柜。他们生意做得比藏人红火，藏柜打得比藏人还漂亮，所以这些藏人就觉得你们把我们的活儿给抢了，他们恨那些人。就乘着闹事把他们店铺烧了。
按理说这属于犯罪行为，你怎么可以烧人家店铺呢？但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谁都不许动。不许动就看着这些人烧，一间、一间全部都烧完了，最后烧到他坐镇的八角街派出所，火把他们包围了，最后没有办法，不能等死啊。他就让一个民警，骑着摩托车把墙撞开一个洞，从洞里跑出去了。
我还访问了西藏军区的司令，司令告诉我，八角街着火时，部队已经集结了，那时候是武警，在卡车上，但是大家都不许动，在等什么呢？等中央的命令。西藏自治区实质上是没有自治权力的。造成这样的事实，中央下令戒严。武警部队冲进八角街就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无辜的商人和香客。戒严后抓的人监狱都满了。
那时候自治区书记是胡锦涛，戒严大部队到的时候，拉萨欢迎解放军进城。我站在胡锦涛旁边，但是不知道烧八角街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没有问过他。
问：你当时是什么结论？当时的经历又是如何影响了你对官方处理北京示威活动的看法？
答：我们当时就是了解拉萨各界对戒严的反应，都认为不需要。劳民伤财呀，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而且打死打伤无辜的人，将来怎么面对他们。我到医院采访，那些医护人员说着都流眼泪，“为建设西藏我们献了青春献子孙，戒严开枪，把他们打成这样，我们以后怎么在这里生活？”
我妹妹当兵时的一位战友，她父亲是1950年跟张国华一起进藏的西藏军区作战部长。我请教他，他对我第一次提出来腐败问题，此前我还没听别人这样讲过。他问我，现在西藏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是什么样的？我说，办公室地上铺着卡垫儿（藏人编织的地毯）一直铺到卫生间。他说，多腐败啊！当年张国华的办公室就是一张桌子，一张木床，一把木椅。与藏人关系好得很。这个关系完全被破坏了。现在他们跟老百姓、藏民的关系，就是只能用枪来对付。
我把了解的这些情况向报社发了五份内参，都是讲的问题，涉及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对戒严的态度等。跟我们一起去的新华社军分社的几个人，因为是驻成都的记者，说已经无数次来西藏，对西藏很熟悉，就在军区大院里跟领导们谈。
他们的结论是这次戒严非常必要。认为59年那次平叛保证了西藏30年的和平，89年的戒严还会再保障西藏30年和平。我说你这是谬论啊，他说就是要靠武力、暴力才能让他们服从。他问为什么是谬论。我说59年的时候政权不稳定，而且那时藏军有枪，你可以用武装来对付他的武装，但是30年之后这些藏民没有武装，而且你的政权已经稳定了，你完全可以用法治的方法，公安局长说他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我的五篇内参全部被扣住了，被枪毙了。理由很奇怪，说是军队不要干政。我心说，你军队都开出去了，已经干政了。
1989年4月：北京学生上街
问：你四月份回到了北京，当时学生的示威活动刚刚开始。你是怎么看学生的示威活动的？
答：我回家路过天安门广场，我们家在黄寺那儿，是总政的宿舍。
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就发现怎么那么多人啊，那天正好是胡耀邦去世，天安门人山人海的。而且他们说可以去胡耀邦家吊唁。他们家离天安门很近，我就顺着人流到他们家去吊唁，后来我见到胡德平，我说咱们已经是第二次握手了。他说还有什么时候，我说就是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到你们家，你跟每一个去吊唁的人握手。他们家的人都比较亲民，有平民意识。
那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我回去还跟我总后的那些朋友说。他们问，比得过周恩来去世吗？我说差不多啊。那时候我对学生上街不以为然，不是很赞成，为什么呢，因为胡耀邦下台就是因为第一次反对自由化，那个时候就是学生上街，导致胡耀邦下台。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总后开会讨论，我说，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是共产党仅存的非常优秀的、有开放意识的领导人。49年以后不停地搞政治运动，然后又文革，大浪淘沙不断地淘共产党的干部，很多人在运动中死去了。他们能够活着，而且具有开放的意识，这种领导人非常少了，应该保护他们，跟他们配合而不是反对他们。我说最后的结果把他们弄下台， 胡耀邦在1987年时就是这样的。
学生的游行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个周末，又是回家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当时三十八军的几辆军车被堵在广场，还不是“六四”，不知道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里三层外三层的全部被学生和市民给围住，让他们回去，说北京不需要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些士兵很尴尬。
我从西藏回来，拉萨开枪的不是解放军是武警，老百姓欢迎部队进城，觉得军人和武警不一样，武警开枪打我们，军人进来保护我们。而且我觉得军人的任务就是对外的，抗击外敌侵略，而不是对老百姓的，对内应该是武警和警察。后来我就不忿儿，直接去报社，找我的头儿钱钢说，要不要写一个内参。他说什么内容，我说建议军队不要参与地方的政务，如非要参加，执行的军人要换成武警的服装。否则将来你就不好出牌了。就跟打牌似的，上来就出大王，你没牌可出了。
89年5月：北京戒严
问：当时国务院宣布戒严的时候你在哪儿？什么反应呢？
答：在北京，我那个时候是不赞成的，因为我从拉萨回来，还有我看到整个情况。学生自己把游行的秩序维持得很好，北京市也没有发生打砸抢事件，北京市的社会治安那几天出奇得好，连小偷儿都罢工了，所以没觉得有这个必要。而且我们在拉萨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也是没这个必要。
问：当时宣布戒严以后，凭你在拉萨的经验，你有没有想到他们会开枪？
答：也没有想到，因为那个时候对军队、对政府是有很大期待的，觉得他们不会做那么离谱的事儿。
原文：纽约时报｜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